写出这个题目时，着实地吓我一跳，这么说含辛茹苦抚养我的父亲，我觉得的的确确确确实实实实在在不应该，我问妻，行吗？妻说愚是中性词，可。我怯怯地问父亲，他恼了，骂我小私孩子。在他发火时总这样骂我。说写我怎么能用中性词，怎么也得用个上性词吧！妻有大专文凭，知道词分褒中贬，父亲是完校生，可能认为词分上中下，或许也知道可能现在忘记了。被父亲骂了句，我也就这么写了。
　　父亲逃过荒，要过饭，在饥寒交迫中上过学。终因成份高上到完校，就以优异的成绩看着又红又专的同学升入了高一级的学校，他却没学上了。这也难怪谁让他的成份高。父亲中等偏下的身材，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比他高了。脸色黑红，眼睛不大，目光总是温和的，温和中总流露出一种无奈的感觉，鼻梁尖挺并有一颗我和儿子都没抠去的痦趴在左鼻翼下。在我上高二时父亲的头发就全白了。当时我认为头发白了就是老了，父亲倒非常乐观地说，白了愿意染成什么颜色就染成什么颜色。其实他一直没染，头发一直白着。父亲的身体挺好，他总说这得意于他的偏方。我也不知道他的偏方管不管用，但我知道他的偏方多是给别人修车不要钱或偏方换偏方得来的。有人长病闹灾他总是极热情地给别人出主意，为这我没少跟父亲吵，我不心疼偏方和他白搭的药钱，我只是看不惯别人对父亲那不冷不热的脸色。这时他总是说，你懂个屁。
　　父亲没有做生意的才能，这是他耍手艺也赔钱我给他总结出来的。父亲活干的特细，他从不敷衍了事。八六年父亲在县城西区开了家车行一干八年赔了个精光。那时父亲在西区人缘特好，人们见了他总热情打招呼。这缘于他活干的好，我认为更主要的是他不好收钱的缘故。一般是小活白干，大活少收钱。三毛二毛的父亲总说算了吧，这样修车的人只是客气几句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但很少有人再掏钱。真到了动到本钱，掏钱的却总是自己给自己打折，最后还说句，剩下的下次再说吧，真到了下次他们却早就忘了。　　　
　　当父亲怀着发财的梦想靠近这座城市的时候，城市以优美恬静的氛围接纳了他，只是这里的人让他难以招架。父亲没有别的商人那样精明，顾客却都象是被那些精明的商人骗怕了似的，用对付别的商人那样的方法对付他。初入商门的父亲有点招架不住了。自始至终父亲的好人缘，总是建立在自己吃亏的基础上。我的记忆里有几个人修车是从不给手工费的，看起来连本钱他们也很不想给。其中有个人我还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，我挺纳闷，自私的他怎么能写出文章说教别人。这人修完车从不提给钱的事，偶尔送给父亲他自己写的字画，从不装裱，只是卡上戮。怎么样挺好吧？送给父亲时他总这样说。晚生才浅，我还从没见过这么自以为是好不要脸的。这时父亲总是用他沾满油污的手抖开，伸直手臂头向后稍仰着，眯着眼睛说，嗯！行，嗯，啊。
　　人老实，活实在，父亲很快就小有名气。名气大了事也就多了。有天来了两个挺奇怪的人。他们非要把大轮自行车换上一平把，父亲劝说，这样不好看，他们却坚持着。车放下，人就走了。父亲最终还是给他们换了。满足顾客的需要是商家最其码该做到的。第二天，那俩人一看车子就恼了，非说父亲把他们的车换了。车也不要了，非要300块钱不可，他们说第二天来拿。父亲的性格注定他没做太多的辨解，当父亲正发愁时，一姓高的警察来了。他跟父亲挺熟，父亲就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了，得到的结果是可以处理他们，但过后的安全不好负责，这也可以理解，如果他们诚心捣乱，那也不在那一刹。父亲选择了破财免灾，自行车却被我那敬爱的高叔叔当物证推走了。我若有三分文才，早就该给他歌功颂德，这也再一次印证了我才气的浅薄。高叔叔来回骑着上下班，让他那辆破车子提前下岗了。我还是来回跑着。不几天高某来了，跟父亲说：“大轮车上个平把真难看，再给我换上那个吧”。以后他也偶尔来修那辆车，一次次翻新父亲心中那痛苦的记忆。修完车后他还总问起那两个骗子，又来过没有，父亲却说这次修车就别拿钱了。
　　我记忆中牟伯伯是个好人，父亲沾他的光挺大。他开了个饭店和放像厅，那时凭父亲的一张字条，就能送进他放映厅五、六个人，他承包了水利局好多的房子，我也曾住过，在那里我度过了我十六岁寂寞而无聊的春节。修车时他总是强把钱留下。父亲不要时他就说：“你干这是为了啥？”。
　　九0年的春天父亲搬到了气象局去住，房子其实是门卫室，是以800元每年的价格租的。那还是看在舅爷爷的面子上租来的，他帮了父亲不少忙，九五年毕业分配，我也曾受过他的点拔。那时，我去找他，他给当时的计委主任通了电话，电话那头好一阵沉默，最后说了句试试吧，舅爷爷刚从一要职退下，他叹息着人情的冷暖，我却浑然不觉。末了，他跟我说：“八月十五了，你到他家去趟吧”，二十三岁的我，冒着绵绵秋雨为了自已的事第一次送礼。我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，大主任看着礼品跟我好一阵客气。最后放话说，九五年最后一个事业编制就给我，让我第二天去办理，当时我感动的差点没给他老人家跪下。第二天并不顺利，喝的面红耳赤的他竟然忘了我是谁，我又一通解释，直到下午他才给我办完，我没跪下，倒是泪流满面地在楼后面坐到天黑。九六年我听说主任因受贿被免职了，行贿的我并没被传讯过。看来在他收的东西中，一箱酒算不了什么。我并没有因助长了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而自责，因为当时我根本没有别的办法。
　　自父亲入住气象局，往来的人更多了，我记的很清楚，当时的人们都在跑信息，男男女女的包皮经理（笔误，该是皮包经理，烦他们不改了）整天在父亲的小屋是做着发财梦。有时他们竟为了理想中钱财的分配不匀而大吵不止，有的拿着油票找客户，有的挂了客户找油票。但他们一笔生意也没谈成，成天闷在小屋里扯皮。父亲里外忙着活计，兼管为他们做饭、调解。白天他们兴致勃勃地各自散去，饭时又都垂头丧气地回来，进门就跟父亲或相互间特吹，父亲这里倒成了他们休养身息的场所。有时他们的步调也能一致，那就是看到气象局办公楼里出来人，不管人家向上看什么，他们就说又在看天气，好进去播报。说完就开心地大笑，这样倒也能让我从他们的虚伪和浅薄中看到丁点的真实，彼此间就这样统一了战线，但很快就会瓦解。见了这些无聊的人我特别烦，有时也和他们吵，不被我攻击的总站到我这边附和。父亲总说，吵什么，都是亲戚就随他们去吧。沾化表亲多，净些十杆子打不着的，我说父亲，你看这家都成什么样了？这是县表，下一步省表、国表来了你往哪儿搁？一时间我就很少上父亲哪儿去了。这期间父亲被骗走了一套煤气灶、一个留声机，并数次出钱为他的表弟、表妹们找旅馆住。
　　父亲栽的最狠、摔的最痛的一次是被他姓李的朋友骗的，李是个不走时运的好人，父亲如是说。我却总不明白父亲眼中的好人怎么老是坑他。只因他的不走运才把父亲坑苦了，九二年秋末，李氏在外承包了一期泥浆泵工程。我不明白竟然还有快到冬天还干泥浆泵活的傻瓜。果不其然，外国寒流来了，把他的梦想就像泥浆一样冻结了。那时，工地上的物质多是父亲在河口给他赊的，他还不了，人也消失了。那年的冬天特别冷，这是父亲心里的感觉。现在父亲偶尔也去找他，回来时总对我说他家穷的就剩下人了，父亲有时说：“朋友多了不一定是好事，有时多个朋友多堵墙”。
　　九四年腊月，二姐把父亲接到了她家，那时我还在上学，到现在为止，除了台钳，父亲修车的工具，什么也没了。这十年，父亲搬家数次，依然操劳，并依然保留着改了江山也改不了的好脾气。
　　哎！我的亲爹。